按：谁是难民？一个人想要得到正式的难民庇护，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如果要绘制一幅难民的标准相，出现的面孔可能是二战时期居住在德国与波兰的犹太人，可能是挤在橡皮艇上试图抵达欧洲的叙利亚人，也可能是没有国籍的罗兴亚人，但不太可能是南太平洋某个长满棕榈树小岛上的居民。
就像这些标准相所揭示的那样，“难民”一词往往连接了战争、屠杀、种族灭绝以及其他血腥赤裸的暴力。在联合国年《难民地位公约》中，“难民”被定义为因其种族、宗教、国籍、特定社会团体或*见，出于正当理由畏惧本国，不愿接受本国保护的人。根据该定义，难民主要是受*治压迫的人。但时至今日，事实上的难民早已超出了定义的范围，一个叙利亚人或许没有受到上述特定原因而造成的伤害，但在连绵战火中，他无法再继续正常的生活，更糟糕的是，在无止境的骚乱中，未来变得不可期待。
实际上，在战争之外，还有越来越多的危机导致当地人的生活陷入缺乏前景的绝境——*权腐败、贫困、环境污染、气候危机等问题正在迫使人们背井离乡。奥地利*治学佳乌尔里希·布兰德指出，难民的产生不只是某国内部的问题，拥有世界大多数财富的少数国家正是建立在这些难民的逃亡与其国家的衰败之上。“难民危机”的说法在很大程度上把难民的涌入视作对其接收国的冲击与威胁，但正如布兰德所说，难民产生的根源是世界性的，每个人都拥有渴望正常生活的权利，整个世界应当对难民负责。近年来，联合国也在努力将“生活条件衰退”纳入承认难民身份的标准。
德国自由记者马克·恩格尔哈特在《难民革命》中进一步指出，“难民危机”向人们暗示，社会克服难民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后，是可以“恢复如常”的，然而，所谓的“正常状态”只是牺牲了大多数人利益带来的局部繁荣，难民的流动和人类过去所有的迁徙故事一样，是一次终将引发剧变的“革命”。经出版方授权，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从《难民革命》中节选了南太平洋小岛上有关气候、环境危机与新型难民的故事，以期与读者一起，在“6·20世界难民日”反思我们与难民的关系。
《难民革命》[德]马克·恩格尔哈特编孙梦译文化发展出版社-10
从图瓦卢到新西兰
文
安可·里希特译
孙梦
没有水，没有孩子
年9月，我到达了图瓦卢——一个在南太平洋的环礁国家。从空中看，海洋里70公里长的山峰连成的一个圈，看起来就像蓝色天鹅绒上的祖母绿项链。那是个星期二。每周有两次“飞机日”，其他时候，岛上的生活很平静。我们来自斐济的飞机正前往富纳富提环礁跑道，地面上吱吱呀呀地响着萨摩亚的流行音乐。老妇人正在搭起来卖贝壳项链的摊子，小孩和青少年赤脚坐在他们停着的轻型摩托车上。所有人都向上盯着天空。
年9月，西基欧·阿莱萨那住在距离我开船要五个小时才到的地方。在和富纳富提一样属于图瓦卢的斐伊托波环礁上，他在一个村庄的学校里给小孩上课。我们不认识彼此。我不知道他，不知道他的家人和他的担忧。他那时候也还不知道，再过两个月他就要与他的妻子和母亲永远地离开这个国家了。
正午的炎热颤动着。强壮的波利尼西亚人穿着及地的带有花朵图案的裙子，和我一起下了船，她们的丈夫扛着大包的尿布和装满免税伏特加的盒子。飞机中还有很多“帕拉吉”，也就是白色皮肤的陌生人。机场营房里的岛民对我们这些访客根本不抬头看一眼。在过去几年中，他们已经看见太多人来来去去了：学者、非*府组织志愿者、记者、人类学家，以及最近也开始担心的生态游客。成群的专家和观察者已经把这个民族放在显微镜下多年了，据说这个民族很快就将不复存在。把我和其他访客突然带到这个世界上第四小国家来的不是南太平洋的美景，而是气候灾难。图瓦卢，以及有可能被水淹没的北极熊的格陵兰岛，已经成为缓慢的全球灾难的招牌——注定会牺牲自己，因为太平洋地区水平面的上升速度是其他海洋的四倍。我和所有人都想最后看一次这个下沉中的天堂——或者希望我们能为此做些什么。
图瓦卢的空气里有一股淡淡的盐的味道。富纳富提上距离海岸超过米的地方无处可去。或者它就是让人自己待着的。在这个12公里长的主岛，人拥挤地生活在一起。其余名图瓦卢人分散在其他的环礁上，但是越来越多的人涌入首都。这整个国家只有26平方公里的土地。富纳富提几乎三分之一的土地都由沥青马路填满。白天，孩子们在上面玩儿橄榄球。狗和猪四处晃来晃去。晚上，每一家都在那里铺开他们睡觉用的草垫子，因为在房子里面会太挤太热。水箱、卫星天线和猪圈挤在朴素的水泥建筑中间。传统的“法勒”，也就是波利尼西亚的棕榈小屋，是找不到的。年，飓风“贝贝”席卷了富纳富提并且把大部分房屋和棕榈树都连根拔起。从那时起，图瓦卢的人口几乎增加了一倍。富纳富提很嘈杂，色彩缤纷，还很局促。这个小岛已经超出了自己的容纳极限。
岛的最北端是一个大而臭的垃圾场。汽车残骸在路边生锈了。在这个狭窄的拐角上，没有地方用来掩埋垃圾。最近，这里至少有了一个围栏，这样风就不会把垃圾吹散了，而且人们试着开始回收垃圾。在去垃圾场的路上，我路过了“取土坑”:路边一个巨大的洞，和一个网球场的大小相当。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需要空*基地的美国人留下的遗产。他们就这么挖出了建造跑道需要的土，没有浪费心思去考虑后果。65年后，泥坑仍然像地面上的弹坑一样张开着，里面有半满的出海口的水、婴儿尿布、塑料瓶、旧电视。由于富纳富提几乎没有任何土地，房屋就建在垃圾池上的混凝土支柱上——未来主义的干栏式建筑，一些还用塑料花朵装饰。房子下面，半裸的孩子们在有*的污浊脏水里面戏水，他们跟我打招呼，笑着说:“帕拉吉，拜拜!”在气候灾难发生之前，几乎没有旅行者会去图瓦卢。唯一对这个岛屿王国感兴趣的是教派的传教士和教会。与外界的联系主要在船上：数百名岛民作为训练有素的水手环游世界。
图瓦卢岛屿上的垃圾场图片来源：图虫不发达的受害者
西基欧·阿莱萨那曾经也梦想着作为工程师或者*校学生去海上航行。但是他没有得到那唯一的奖学金，所以他的父亲决定，这个年轻男人应该当老师—培训时间要短一些，但这不是西基欧的梦想职业。23岁的时候，他被送到努库费陶环礁上去上课。他在那里认识了西嘉。她当时在学前班工作。他们结婚了，两年后，西嘉怀孕了。为了分娩，这对夫妻及时地去了首都，医院里分娩。这就是*府对第一个孩子的要求。但是情况很复杂，脐带缠在了婴儿的脖子上，医生和护士都没有办法。他们没有急诊医学，也没有为此培训过的医生。医院非常破败，装备都非常不健全。西嘉失血，失去了很多很多的血。最终他们试着给一家更大一点的诊所的紧急运输打电话，想要把她送到斐济去。但是晚上飞机不能在富纳富提降落。跑道上没有灯。西嘉勉强活了下来，但是他的第一个儿子死掉了。
两年后她又失去了第二个孩子，因为胎位不正。它生下来的时候就是死婴。一个简单的剖腹产原本就能救下来这个婴儿。她的丈夫在这之后申请到国外去工作。名图瓦卢人居住在新西兰和澳大利亚，那里有季节性的收割工作，还有很好的学校。新西兰官方每年接受75名图瓦卢人，和美国的绿卡抽奖类似——但并不是对气候变化的反应，而是对这一地区的支持。万的新西兰居民中当时有7%是来自南太平洋的。奥克兰的超市卖典型的“岛屿食物”，比如芋头，一种块茎蔬菜。但是西基欧·阿莱萨那并没有被分配到那样一个位置。他继续梦想能有一个家庭。七个死去的婴儿被埋葬在富纳富提，是贫困和技术设施缺乏的牺牲者。骑着轻型摩托车在岛上考察时，我可能无意中路过了他们的坟墓。
其中一个悲伤的景点叫做“侵蚀”。潮水越高越大，海岸上树木的根就裸露得越多。就像曾经是绿色的倒下的巨人，现在是珊瑚砾石上的灰色棕榈树——尸体的小山吓唬那些来自日本忙着照相的生态游客。他们和我一起登上了一辆摩托艇。它带我们穿过潟湖去铁布卡维利维利。一天后，这个名字就像“批准京都议定书”一样能够轻松地被每个图瓦卢游客用舌头发出来了，因为铁布卡维利维利被认为是南太平洋的“地面零点”：水中一个微微的凸起，只有几米长和宽。棕榈树曾经生长在这片未受破坏的大自然中。当我看到它时，它光秃秃的就像月球表面。只有一块红色的聚苯乙烯泡沫塑料在珊瑚上被阳光染成了浅*色。然而，要对这岛上荒凉景象负责的并非是侵蚀的潮水。三个台风，热带气旋，而非上升的海平面，在年消灭了这里的植被。
没有人认真对待“沉没的小岛”，即使气候变化导致南太平洋的旋风日益严重。单单在年和年就有18次台风。最近的台风“帕姆”在年3月造成16人死亡和2亿万的损失。
在去图瓦卢的路上我到斐济首都苏瓦拜访了亚瑟·韦伯博士。“海滩的分解是一场灾难。所有在图瓦卢已经存在了几十年的环境问题会被气候变化加剧，”韦伯强调说，“城市化的环礁社会属于地球上最敏感的人类栖息地之一。”
年，当海平面慢慢上升时，那些“取土坑”事实上才是富纳富提一个更大的生态灾难。土壤的水文已经受到了严重干扰。美国三年前就承诺会消除有*的取土坑的问题。直到年，新西兰的发展救援组织才开始清理它们并且重新填上土。同时，一个新的沙泵在潟湖中运作。但是，每个环礁下的植物根部的淡水透镜体都正在受到攻击——特别是因为植物顶部渗入的水也更少了，因为茅草屋顶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人们用铁房顶接住雨水当作饮用水来喝。因为水的稀缺，所以就只能按额分配，所以游客一度甚至不能进入这里。新的海水淡化装置还尚未满足需求。
图瓦卢岛屿上存留的二战遗骸图片来源：图虫更少的雨水，更炎热的夜晚
陶力皮·劳缇在年图瓦卢独立后成为图瓦卢的第一任总理。当我去有贝壳花纹装饰的房子里拜访他时，他的孙女咿咿呀呀地在床上，一个女人轻轻地用扇子给她扇风。这位虚弱的老人现在捕鱼的话都必须要到更远的海里去。是因为气候变化带来的更强烈的直射阳光让地方鱼类正在消失吗？还是因为富纳富提的人口过剩导致的过度捕捞呢？“两个原因都有，”这位老人说，“都有。现在这些的事情都只是围着钱在转。”这位前总理讲到越发严重的大自然的分解。“雨水更少了，晚上更热了。”他曾向他的*府建议种植更多的檄树来阻止侵蚀，除此之外它的果实还可以带来商业效益。没有成功。
这位*治家用不灵活的步子带我走出房子，走向他的芋头坑。人们把这种富含淀粉的蔬菜称作“普拉卡”，是图瓦卢人民的主食。在和人一样高的植物之间非常闷热。“这里，”这位老人指出，并且给我看一片叶子，“它完全*了。”他弯下腰去，在土里拨拉了一下。“我们不再深入种植，而是停留在表面，因为土壤里面渗透太多盐水了。收成很少。”他听起来很悲伤。“年轻人也不再沿着椰子树往上爬去摘果子了。对他们来说这太累了。所有事情都变了。”他吧嗒吧嗒地拖着脚走回房子。那里，下一位记者已经在等着他了。
“我们所有人只是希望过上正常的生活。”帕瑟梅塔·塔拉帕说道。
这位头发稍微有点花白的果断女性是少数直言不讳的人之一。“我们有完全不同的问题：酒精、糖尿病、肥胖、腐败、暴力。这里有资质的人太少，所有人都只是在等着别人的施舍。谁还去捕鱼和种植作物呢?打开一瓶酒罐子要容易多了。”她听上去有点认命了。在她的办公室旁边是一家小岛商店，主要提供鱼罐头、柠檬饮料冲剂，和来自中东的不知道是什么的糖。图瓦卢拥有世界上鱼类最多的水域之一。但是捕鱼许可证都卖给了日本、韩国，还有台湾。
非法进入新西兰
年11月，西基欧和西嘉·阿莱萨那决定在圣诞节假期去探望他们在新西兰的亲戚。他们只带了一些必需品，用省下来的澳元飞到斐济，然后在那里等待一个探亲签证。12月，他们到达了奥克兰。直到到了那里，西嘉才确定她又怀孕了。这改变了一切。她无法再承担一次没有相应医疗照顾分娩的风险了。对西基欧也很确定：如果他想要成为一个父亲的话，她就必须留在一个医疗环境安全的国家。他又把探亲签证延长了三个月，然后又延长了九个月：这是最多的了。他们的儿子图波在这个时候出生了——一个健康的男孩，但是在子宫里的胎位也是不正的。如果在图瓦卢的话他是活不下来的。
西基欧·阿莱萨那开始在麦当劳工作，不是收银员，而是管理。这份工作的工资要更好，而且他也觉得比乡村教师累人的工作更有意思。但是工作签证的申请被拒绝了，阿莱萨那一家的前途未卜。从年开始，他们一直非法留在新西兰。这位新人西基欧得到了驾照，并且严格地遵守所有规矩，因为作为“逾期逗留者”他不能引起警察的注意。下一个儿子托里斯在年出生了。这对父母现在想永远留在他们姐姐生活的新西兰了。他们的最后一个希望是找个律师。但是律师为这个图瓦卢家庭的难民身份申请也失败了，因为他们没有被国家、恐怖主义、战争或者迫害威胁。气候变迁还没有在年的联合国难民协议中出现。
西基欧继续希望律师不要放弃。他试着为自己的家庭争得“新西兰永久居住权”。长期居住许可的审核过程要持续多年。最终，西基欧在一名法官面前站了整整一天。他跟移民法庭讲述自己的来历，他的国家，他的家人，还有他的绝望。他没有什么好隐瞒的，但是会失去很多：一个安全的家，他们孩子的未来，一个更好的生活，这就是他当时所拥有的。
年，飓风“贝贝”席卷了富纳富提并且把大部分房屋和棕榈树都连根拔起。图片来源：图虫年8月，西基欧由于人道主义原因被发放了居留许可。他第一个先给自己的妻子打电话，他高兴地对着手机大叫，两个人都哭了。这是一种无限的轻松。如果他当时是独自一人来新西兰的，没有家人，那他可能就被拒绝了。虽然他家乡气候的变化也影响了最终结果，但是起决定作用的是他孩子们的情况：图瓦卢的缺水和欠发展会给他们带来最严重的痛苦。从此以后，西基欧·阿莱萨那成为了世界上的第一个气候难民，但是并不拥有一个合法的难民身份。
一个类似的引起轰动的事件是，来自基里巴斯的农场工人伊欧纳·泰缇欧塔被拒绝了。年，我在奥克兰拜访了这个男人和他的家人。那是一次充满了一直被压制着的泪水，断断续续被翻译出来的谈话，对未知未来的紧张和恐惧非常明显。一年后，年9月，泰缇欧塔必须离开新西兰了。由于他的签证已经没有了，这位父亲在那里的最后一周是在监狱里度过的。每个人都想采访西基欧·阿莱萨那，这位做到了和泰缇欧塔相反事情的人。但是他目前保持着沉默。他现在就是感激一切。
“一个真正的气候难民”
年2月，我飞往达尼丁。西基欧·阿莱萨那和他的家人一起搬到了新西兰南部这个冷一点的小城市，他现在在一家咖啡工厂工作。他在那里用咖啡提取物填满离心机，并且等它的温度到达°C——也就是机械师的工作。对他来说，这和自己的梦想职业机械工程师的关系比教书要多。一个班长达12小时，周日他休息。他带花园的房子在一条安静的街道，还能看到绿色。西基欧穿着刚刚熨好的衬衫迎接我，他是一个肌肉发达的男人，剃得光光的头发，还有一双清醒的眼睛。他的儿子图波现在7岁了，围着我们跳来跳去，4岁的托里斯在后面跟着跑。他的妻子西嘉穿着一件夏季的长裙坐在客厅里，一个小婴儿在她的胸前。他们的第三个儿子在三周前通过剖腹产被生了下来。
客厅里阳光很充足，一个大的平板电视放在角落里，墙上用图波学校和运动的奖状装饰着，还有一段手写的《圣经》里的话。“我的孩子和我的家人对我是最重要的。”西基欧用轻轻的，准确又清楚的句子说。“在图瓦卢，社区团体才是最重要的。大家坐在一起，庆祝。”他叹了口气，微笑起来。“那些人们更轻松，更自由，不是只要工作。”但是，他已经结束了“小岛文化”。那么多本该给教育的钱会被花在婚礼上。那些流淌不息的酒精。那些缺少的可能性。“当一个人到达一个新的国家后，就必须要适应，按照那里的生活方式来生活。这对我来说很重要。”有时候会有人帮他运来一些芋头，因为他没有图瓦卢的食物。“但是我的孩子们早上更喜欢吃面包。”他轻轻地笑了。西嘉站起来，拿着一盘当零嘴的饼干和冷的意大利馄饨回来了。
这位36岁的男人想要的是他孩子们的幸福。“他们应该学习做一份好的职业，而且要能买得起所有我以前买不了的东西。”周末他和他们一起去公园和游泳馆。西基欧的生活是围着这几个男孩子转的，他想要实现他们的每一个愿望。“我曾经很穷。我那时候什么都没有并且因此而一直受苦。”他是一个示范性移民：勤劳，适应性很强，而且正直——一个有着所有野心和希望的典型新移民。西基欧和西嘉在图瓦卢失去了两个孩子，他们的国家太穷了，而他们想要更好的生活。但这一切都是上升着的海平线的责任吗?
西基欧抬起头，直直地看着我的脸，很严肃。“我的回答是，我是一个真正的气候变化难民。即使我在法律意义上并不是——在我的心里我是的。”西基欧把手放在胸口上。“气候变化对一切都有影响，一切。”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但是他当老师时最喜欢的学科是科学。“我理解我们周围发生了什么。”
西嘉挨着他在沙发上轻声低语了几句，她非常害羞。她的丈夫把手举到膝盖那么高。“木瓜和香蕉树只能长这么高，或者干脆就死掉了，土地里盐分太多了。我们的房子之前距离海岸有两百米。现在只有一百米了。每一次大潮房子都会被冲刷过去。十年之内它可能就没有了。我们很害怕。”他七十岁的母亲有越来越多的健康问题:没有代步工具或者其他的医疗支持，然后所有的家务活都要在室外的地上做，没有洗碗机或者其他任何现代的便利设施。西嘉点点头，她的丈夫继续说。“最重要的就是水。我们当时经常没有。干旱现在非常正常。连井里的水都已经是咸的了。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就有很多皮肤疾病。我的孩子们在那种情况下是无法长大的。”
“气候变化对一切都有影响，一切。”图片来源：图虫当我问到他是否有一个幸福的童年的时候，他就会变得很安静。“不。”然后又是一个长长的停顿。“我在一个错误的家庭长大。我很想念我的国家，但是我对离开这个家庭感到高兴。”他一点点地跟我讲出了这段过去：他是家里唯一的儿子，上面有很多姐姐，但是没有继承任何土地，因为在父权制传统中，年龄最大的堂兄是首选。“如果那个对土地有权利的人不是一个好人，然后会怎么样呢？然后我们就不能使用那片土地。什么也不能建。”他的父亲和伯伯经常争吵。一个有多年矛盾的家庭，还有暴力。
“我们从来没有一起笑过，没有人说过话。”有一次，还是孩子的他被派出去摘椰子。他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天。伯伯带着大砍刀来把他们赶走了。“我们什么都没带回家去。空着手。”西基欧低声说，看向地毯。这个话题让他难受。这是逃走的本来原因。一个他无法再承受的非常私人的情况—但是被在一个国家对可投资土地绝望的斗争加剧了，而且这个国家很快就会不存在了。西基欧晃了一下，然后又重新坐得笔直。“如果我们所有人都离开了的话，那我们的文化和身份也就被丢失了。这很让人伤心。但是我个人首先想的是我的家庭。图瓦卢是第二位的。”
我和西基欧、西嘉讲了我对富纳富提的拜访：那时候还没有人由于气候变化正式离开这个国家。我当时觉得好像置身于一场公关表演之中——虽然在道德和*治上都有充分的理由，但是并没有涉及这里的真正问题，脆弱的环礁社会一直被西方社会浪漫化，但实际上却被忽视了。连图瓦卢的总理埃内尔·索波阿加自己上次也在一次国际呼吁中阻止他同胞们可能的大规模迁徙。一项研究显示，至今只有十七个人试着作为气候变迁难民向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提出申请。而同样来自人满为患并且堆满垃圾的基里巴斯的伊欧纳·泰缇欧塔失败了并且被驱逐。通过他我们了解到，提起气候变迁是一个禁忌——因为这会让旧的家乡看上去很不好。对这个失败者的双重惩罚是，在波利尼西亚人的心中，这个来自基里巴斯的男人打破了不成文的规定，并且在必须回去的地方也把自己变成了敌人。而西基欧·阿莱萨那，幸福地和妻子孩子一起，拿着一杯咖啡坐在他达尼丁房子的客厅里，而且一有机会就要申请新西兰国籍——以现在的身份他怎么面对他的同胞呢?无论如何，他还是沉默了将近两年。
“我们很多来自图瓦卢的人不承认自己是难民，”西基欧说，“他们永远不会大声说出来的。但是他们支持我现在所做的。”图波又在房间里跑了起来，这个睡醒的儿子想要玩橄榄球和足球。他笑着紧紧地贴着他的母亲。他只从网上的照片知道图瓦卢。这个家庭里没有那时候自己的照片。“我们那时候没有相机。”西基欧有点尴尬地说。他不急着回老家去探望。机票太贵了，有太多的斗争，那里的景象太让人难过——这个家庭早就开始了一段新生活了。
只有小图波想要回去那里一次。环礁生活中拥挤和日常的劳顿对很多岛民来说早就已经不堪忍受了，但是对这个在新西兰的7岁小孩来说只是新奇和吸引人。他大声地叽叽喳喳叫着：“那里的人们睡在飞机场的跑道上!”我希望他还能经历一次富纳富提的“飞机日”。当飞机降落那里的时候，一群白色的鸟儿向上飞起来，在棕榈叶之间盘旋着就像一团海浪。不知道什么时候，它们的叫声消失在了马达的轰鸣中。那是一幅美妙的景象。
本文书摘部分节选自《难民革命》一书，经出版社授权发布，较原文有删节，未经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