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之光
英国埃克塞特大学副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欧亚班访问教授
此时此刻，在21世纪第一个辛丑年的开始，中国与美国在阿拉斯加开始了一场高层战略对话。
一开场，美方国务卿布林肯便在媒体镜头前发表了一番充满陈词滥调的狠话，气势汹汹地指责中国在“香港、新疆和台湾”的“动作”，“威胁了维持全球稳定的现有国际秩序”。
作为回应，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明确表示，“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并不承认美国的价值就是国际价值，不承认美国说的就是国际舆论，不承认少数国家制定的规则就是国际规则。”
同时，回应中还清楚表明，美国这种在国内国际公共媒体上对中国人权问题的无端指责，塑造中国威胁论的行径，本质上是“向世界转嫁矛盾、转移视线”，以掩盖自身社会矛盾，以及历任美国政府用对外战争胁迫国际社会、维护自身霸权的事实。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在中美高层战略对话上回击美方发言截图来自视频
就在中美高层对话的同时，美国国会针对亚特兰大枪杀亚裔的恶性种族主义仇恨事件举行了听证会。会上，得州共和党议员奇浦罗伊（ChipRoy）则照旧试图贩卖中国威胁论，继续抛出一系列中国“窃取知识产权”“增强军力扰乱太平洋”“掩盖病毒真相”等“罪行”，为自己的种族主义反华论调，披上一层维护美国全球利益、保护全球秩序的幌子。
我们也能在欧美媒体精英，甚至是不少亚裔媒体精英的言论中找到几乎同样的论调。3月16日，曾供职于英国《卫报》、美国《华盛顿邮报》、《政客》、《外交政策》等重要媒体的美籍华裔记者梅丽莎陈（MelissaChan,中文名陈嘉韵）便在推特上表示，不忘告诫大家，要谴责种族主义，是更要防止中国借机进行“政治宣传”。
可见，这种“反共不反华”“反中国不反中国人”的话术几乎就在重复被某邪教组织唱烂了的“爱国不爱党”论调，试图用冷战式的意识形态二元对立，掩盖一个帝国主义的种族主义核心。将丑陋的白人至上主义，以及对白人至上主义的病态追随，包裹在“反共”与“追求民主自由”的旧旗帜之下。
当地时间3月19日上午，拜登搭乘“空军一号”前往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出席当地亚裔社区活动。不过，他在登机时出现意外，大约3秒钟时间内多次跌倒。
实际上，在过去五年里，英美舆论场已经形成了一种新的“黄祸论”。它几乎完全重复了19世纪末的黄祸论，一方面塑造中国非人性的残暴形象，另一方面将中国描述为西方“生活方式”的最大威胁。前者主要通过所谓的新疆“人权”问题展开，后者则围绕台湾、南海、香港、新冠疫情以及信息科技等方面做文章。本质上，这种新“黄祸论”无论在媒体操作手段、政治目的还是话语形式等方面，都同过去一个多世纪反复出现的黄祸论并无两样。
这种由媒体与政客共同推动的“黄祸论”，在英美社会内部形成了强大的反华情绪。这种种族主义情绪导了中国人以及中国海外企业有可能遭受巨大的人身与财产伤害，也令在英美国家生活的亚裔人群饱受其害。同时，在“中国威胁论”这个意识形态幌子下，“黄祸论”几乎成为今天英美世界的一种被容许的种族主义。
在反共意识形态与中国威胁论包裹下的“黄祸论”种族主义在英美社会的蔓延，恰恰凸显出今天英美政治与社会内部的巨大矛盾和空虚。不断制造出的各种议题，是当今议会民主制度体制下，各种政治力量屡屡用来谋取部门政治资源的重要手段。它与欧美国内政治与经济利益集团密切联系，在大众媒体上制造紧张气氛，目的是希望通过塑造共同的敌人，以转移社会民众注意力、缓解社会矛盾压力。正如沃尔特李普曼在年《公共舆论》一书中说的那样，“出现了一个争端，政治就会引人注目。”
应该清楚地认识到，西方公共舆论是一个多部门组成的复杂体系，其本质上是一种精心伪装的宣传运动；其手段，主要来自公关、广告行业经验；其理论基础，源自20世纪初的泰勒主义与控制论思想。这种理念相信，传播、信息、意识，是可控的，每个人对世界的认知、对特定事务与观点的认识，都可以被机械地制造。
“黄祸论”是欧美国家，特别是英美两国对信息武器化应用的历史，其世界观基础是二元论。在其媒体话语中，表现为这样的心里暗示：真相的对面永远是谎言，真相代表着道德，而相应地谎言代表虚伪。与这种二元道德观相配合的是二元世界秩序观。在二元论基础上，一整套的世界观得以确立。在这里，自由对抗压迫；谎言是压迫者的语言，拥抱真实的人则是自由的。世界被非黑即白地一分为二：西方对抗东方，民主对抗专制，善对抗恶。
这种二元论的心理预设在受众心中有效地筑起了一道防御墙，主动过滤来自“压迫者”的“谎言”，寻求来自“自由”的“真相”。加上英语、英语媒体、英语学术机构在全球的文化霸权，以及谷歌、脸书、推特、Youtube等网络平台的垄断，受众、特别是来自欧美世界的受众，很容易被包裹在“信息茧房”中；来自中国的声音也很难正面打破这种由意识形态、信息技术手段创造出的“回音室”。
近几年国外社交平台上，反华舆论的迅速增长与美国特朗普政府对华贸易战、公开反华宣传的政策密切相关；甚至在英语学术性刊物上，都开始出现更多对中国极不友好的态度。
特朗普政府时期的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斯金纳，曾将中美关系视为“文明冲突”的言论震惊舆论。截图来自视频
具体来说，欧美世界在公共媒体上的“反华”声音可以做以下的两种细分。首先，如果遵循一般意义上西方对政治左右翼别的分野，我们可以发现，来自右翼的声音，乐于采用智库报告、自媒体、社交媒体短评意见，以及阴谋论等形式进行自我包装；主要围绕反共与中国威胁论等冷战意识形态浓厚的陈词滥调展开。当然，还有部分右翼媒体在“言论自由”的幌子下，赤裸裸地在主流媒体上散播种族主义论调。除此之外，包括大量来自台独、疆独、港独、邪教及新近披露的诸多受印度资助的“智库”等发布的中文反华“黑宣传”信息，也积极采用种族主义与意识形态二元论的态度。
另一方面，一些在西方语境下，属于自由主义左翼，甚至包括诸如《每月评论》（MonthlyReview）等西方左翼社会主义传统下的知识分子刊物，倾向于在人道、人权问题上，对中国经济发展、社会治安、民族关系、环境问题以及对第三世界关系层面进行指责。将中国的发展模式说成是“国家资本主义”，将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互助往来，描述为“新殖民主义”与“中国帝国主义”。
讽刺的是，在指责中国“新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的问题上，这类所谓的西方左翼知识力量与右翼种族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媒体所推销的“中国威胁论”站到了统一战线上。并且，在对待政府角色，政府与社会、市场三者关系问题上，更与新自由主义的“小政府”论调形成共谋。一定程度上，这一现象也重复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黄祸论”、20世纪60年代对中国“冒险主义”破坏“和平”的攻击。
实际上，对非“西方”国家崛起的恐慌，对丧失自身霸权地位的紧张，始终占据着西方中心主义世界秩序观的核心地位。不断寻找“他者”，制造“敌人”也恰是这种霸权秩序扩张的内在逻辑之一，同时还发挥着稳定内部矛盾冲突的调节作用。随着19世纪贸易帝国主义全球霸权的全面形成，一个全球性的以欧美、尤其是英语国家为中心的文化霸权也迅速出现。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全球格局发生了重要转变。一方面，英帝国全球秩序内部，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南非，都出现了所谓建设“白人的国家”的浪潮。这种浪潮一方面是向宗主国英国本土要求更高的自治权利，另一方面则向内希望彻底排挤有色人种，将有色人种锁定在社会底层，以此维护白人的优越地位。这种建设“白人的国家”的舆论，由垄断资产阶级上层抛出，并迅速在白人工人与农民中得到巨大支持，一时间成为这些白人定居殖民地缓解社会阶级矛盾的重要手段。
再者，作为英国前殖民地的美国，通过美西战争开始越过太平洋，进行全球霸权扩张。同时，日本在《马关条约》占领台湾之后也试图复制欧美霸权的帝国主义政策，开始在亚洲地区开展殖民扩张。随着年日俄战争的胜利，日本更在种族主义话语的基础上，进一步将自身塑造为“黄种人”命定领袖的形象，将自身的帝国主义霸权扩张包装为“黄种人对抗白种人殖民”的“正义”行动。
德国画家赫曼克纳科弗斯于年创作的版画，“欧洲各民族，保卫你们的信仰和家园”，被称为“黄祸图”。
而正在这一新旧霸权忙于帝国主义缠斗的同时，中国爆发了义和团运动。今天，在帝国主义者及其拥趸的笔下，这场运动被彻底打上了愚昧落后的标签。然而，恰是这场运动，让西方霸权主义者意识到中国普通劳动人民不愿屈膝为奴的坚定心态；也正是在这个基本背景下，“黄祸论”在西方开始流行。
“黄祸论”（dieGelbeGefahr）一词最早于年出现在德国。年，随着义和团运动的爆发，主要在西方英语世界的公共媒体上迅速传播开来。在这一话语中，“黄种人”随着政治语境的变化，所指向的可以是中国人，也可以日本人等；其最核心的情绪是一种对“亚洲人入侵西方”的深刻恐慌。刺激“黄祸论”在西方流传的几个重要事件，除了日本崛起、义和团运动之外，令欧美白人社会普通民众产生最直观感触的事件还应当是当时迅速增多的中国劳工。
随着英美及其他欧洲列强19世纪中期废除奴隶制后，原有的定居与经济殖民地开始面临劳动力短缺问题。这些来自中国的未被彻底殖民的劳工，迅速成为替代奴隶的劳动力来源，用契约的形式捆绑，从事最低级的苦工。
他们除了前往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等白人定居殖民地外，还运送到海峡殖民地、秘鲁、古巴、法属大溪地、英属斐济、瑙鲁、西萨摩亚群岛、德属与英属新几内亚、英属南非、法属塞内加尔、法属尼留汪、刚果“自由”邦、莫桑比克、德属东非殖民地等各经济殖民地。
可以说，在奴隶制被迫终结后，剥削来自半殖民地中国的劳工，成为供养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全球霸权网络、支持其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
在垄断资本主义的金融机器将华工运送到亚非拉各个角落的同时，垄断资本主义的信息机器则在白人定居殖民地与本土进行反华宣传。用种族主义来掩盖垄断帝国主义经济发展对亚非拉世界、本土白人工人的剥削。将工人与社会中下层面对的巨大经济收入鸿沟、失业压力转移为针对黄种人的种族仇恨。其重要手段，就是通过大众媒体，塑造华人的刻板形象，将“华人”描述为落后、阴险、堕落、野蛮的他者，将“中国”包装为狡诈、愚昧、但却极具威胁的敌人。
华人劳工被运往矿区途中的老照片截图来自央视视频
华工居住的宿舍截图来自央视视频
能够证明这一“黄祸论”运作机制及其恐怖影响的一个重要案例，是-年间的南非华工事件。布尔战争后，英国在南非特兰斯瓦尔、罗德等地区的殖民地开始出现劳动力短缺，维持当地经济命脉的矿业便开始从亚洲引入苦力劳工。此举在讨论之初便遭到了南非当地白人（布尔人）和英国劳工移民的强烈反对。他们担心，引入华人后，会出现类似美国与澳大利亚等地出现的问题，即华工在合同结束之后，滞留当地，从事零售、洗衣、餐饮等服务行业，对当地白人的就业产生威胁。
如何将华人锁定在“非技术劳工”的经济身份上，确保华人与当地社群的绝对隔离，成为了当时输入华工讨论的重点。南非矿业的矿主们提出的解决方案是立法，保证输入劳工在合同期间不可离开驻地，且合同结束之后立刻被遣返回国。此提议也得到了英国本土保守党政府的支持。
为了缓解来自本土白人的不满，南非矿业含混地表示将会输入亚洲劳工，并重点考虑输入印度苦力。但是，讨论中发现，由于印度属于英帝国的一部分，因此在法律上很难要求印度劳工在完成合同后立刻被遣返回国；一番权衡之后，既能适应南非天气，又勤劳肯干的中国劳工成为最佳选择。自年第一批华工抵达南非德班港开始，围绕华工问题的媒体公关争斗，就成为南非乃至英国本土各派政治势力斗争的核心事件。
从年输入华工至年英国本土大选，英语媒体上的反华仇华论调便不绝于耳。几乎每周都能在报纸上看到，“中国人从劳工营中逃跑、杀死南非当地白人农民、伤害白人女性与小孩的故事。这种传播“中国人威胁”的报道伴随着路透社的全球电讯网络，被发往世界各地。南非、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媒体上，几乎充斥着对此类“新闻”一字不差地重复报道。这类事件虽多为捏造，但也不妨碍报道这类事件的媒体塑造自身“揭露真相”的形象。
在中国威胁论的渲染下，针对中国人的种族主义暴力被很快合理化。这类暴行被视为“文明世界”对“邪恶的野蛮人”的一种惩治教化行为，是一种维护并散播“文明世界”的至善举动。这类论调，不但被用来为各个白人定居殖民地的排华法案做辩护，也被用来美化列强在中国的军事行动。甚至，当面对名义上非法的针对华人的私行残杀案件时，“黄祸论”也会被搬出来，用污名化华人的方式，为罪犯开脱。这一点，在今天亚特兰大警察局发言人为枪击案罪犯开脱种族仇恨罪行的表态中也能看到痕迹。
在文明教化使命的话术下面，埋藏的是种族主义与垄断剥削的根基。年，南非的《王子报》（ThePrince），刊登了一张连着头皮的中国男性发辫的照片。照片说明称，这是一个在南非犯罪的中国犯人，在被处决前“自愿”被割下的。报纸还表示，这类连着头皮的发辫由“监狱犯人和工作人员”，在犯人死后割下，并“卖给殖民官员”作为“纪念品”。
在“黄祸论”的舆论下，这跟连着头皮的辫子被淡化为“辫子”，并被赋予“守旧、迂腐、女性化”的意味。而割头皮这一残酷行径，则被扭曲为一种白人男性气概的表达。渐渐地，这个白人殖民地媒体中的“头发故事”便成为了对具有符号意义的“剪辫子”行为的讨论，这张照片背后的暴力也被大众媒体讨论消解，取而代之的是白人帮助黄种人剪除落后的辫子、引领黄种人进入文明的意识形态狂热。
实际上，今天我们在读这些血淋淋的事件时，不应当感到陌生。我们几乎每天都能在英语媒体上看到类似话术。新冠疫情爆发后，英美国家中针对亚裔群体的暴力案件不断发生，然而在媒体报道中，这些时间总是被当做孤立事件一笔带过，甚至总会有意无意地强调，犯罪者都是社会底层，或是少数族裔街头混混。
美国亚特兰大市发生连环枪击案，8人遇害，其中6人为亚裔。图自法新社
在此次亚特兰大枪击案之后，被西方媒体塑造为西方民主救星的拜登和哈里斯，轻描淡写地表达了“同情”，并将这种暴力描述为“过去几个月”刚刚出现的情形。言下之意，这是特朗普政府的责任；而承载了“文明使命”的拜登政府则永远和亚裔“站在一起”，仿佛暴力永远是他者的恶，而文明则是社会精英的专享。
今天，无论是特朗普、蓬佩奥们，还是拜登、哈里斯、布林肯们，这些高高在上的霸权者们，在他们的信息垄断平台上，向世界贩卖中国威胁论、贩卖对香港、台湾“自由”的关切、贩卖对新疆“人权”状况的担忧，说到底还是在重复20世纪头一个辛丑年的老套的“黄祸论”。霸权者们幻想的是一个旧世界的延续，但时隔百年、两个甲子，今天的中国人和全世界被霸权者压迫的人们，视野永远注视着一个新世界的缔造。
原标题：《时隔百年，换了包装的“黄祸论”仍在西方阴魂不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