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疗白癜风哪家医院比较好 https://disease.39.net/bjzkbdfyy/240928/g6tdmx6.html来源：经济观察报（图片来源：壹图网）巫怀宇/文人类编写历史最古老的两种方法，是编年史与纪传体。前者以自然年代为断层，后者以人物的生涯为线索。彼得·沃森的《20世纪思想史:从弗洛伊德到互联网》的某些章节大致按照编年顺序将思想文化史上不同领域作共时排列，另一些章节则顺着时间的线索，刻画了某个人或某个学派或思潮的发展变迁。这种纵横交织的庞大经纬线，是为了尽可能选取彼此相关联的思想，将“20世纪思想史”纳入一本书。然而这篇书评却要质疑这种写作方略，因为它必然会弱化另一条更根本的线索，即内在于思想的，由逻辑贯穿起来的线索。沃森是一位出色的事件记录者，他若从事历史学的其他门类，例如军事-外交史或社会-经济史，他描绘庞大画卷的长处将更能得到彰显，且其短处也不会暴露得如此清楚。本书广博过度却缺乏重心，作者仿佛面对无限长的战线，其策略竟是把兵力分散打游击，其代价是对阵地战的全面放弃。这种比例失调首先在于对大思想家的忽视，例如狄尔泰的名字一次都未出现，胡塞尔的思想只占一页。马林诺夫斯基的大名只出现过一次，且对这位人类学方法奠基人的思想毫无介绍。相反，玛格丽特·米德、鲁思·本尼迪克特等人类学家反而颇费笔墨。沃森提到了弗里曼对米德的批判，遗憾的是未能意识到，该批判的标准（指责米德不懂萨摩亚语、未与当地人共同生活）正是马林诺夫斯基的遗产。对马氏的忽视和对狄尔泰的忽视其实相通：解释学在多大程度上必须以“体验的亲身性”为基础？意义的可译性的标准是什么？这些基础问题被忽视了，而马氏为人类学确立的标准，从哲学原理上说，恰是为了尽可能克服这些问题。除科学史外，政治思想史也是历史系的思想史专业极重视的部分。在该领域研究中，我们对某理论是否合逻辑，和其宣传力量是否影响了时代的判断，是相互分离的。换句话说，我们常将历史上的政治思想当作意识形态小册子。本书的一大优点，在于作者对一战前后的小册子的井喷时代认识广博，然而他在谈论到罗尔斯等学院派思想家时，就显得囫囵吞枣。从历史的观点看：沃森将罗尔斯放在平权运动与福利国家的背景下讨论是完全正确的，历史学家当有此时代敏感性，这是许多哲学家欠缺的。但他对《正义论》的理论的解读比罗尔斯还要非历史化，因为沃森甚至未提到“良序社会”这个至关重要却又饱受争议的焦点。这也意味着沃森不熟悉罗尔斯的反对者们的批判。沃森还谈到过《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然而冷战期间的美国人罗尔斯宣告“良序社会”，与冷战结束时美国人福山宣告“历史终结”，二者分别以怎样的意识形态强行粘合了理念与现实，其更广阔的政治史效应也并未提及。从哲学的观点看：20世纪道德哲学中最大的三个相互关联的变化，其一是德性论的出现，并与义务论、功利论鼎立；其二是道德越来越被视作政治经济学的前设，而不再是信仰的附庸；其三是元伦理学（metaethics）的诞生，道德争论越来越多地诉诸语言分析。这三者都是现代世界的必然结果，是时代的真正巨变，远比一、两个思想家的主张更重要，作者却未能涉及。这些绝不仅是学院内的智力游戏，因为它们其实折射出了另一些广泛的心智史现象：例如现代人不再承认对“道德”的意义有统一的认识，抑或首次意识到了这个词其实没有一个统一的词义。海德格尔是在阿伦特的一节中出现的，只占了一页篇幅，且另半页内容在说他是个纳粹。几乎所有海德格尔的思想传记都必须讨论其纳粹丑闻，但老生常谈的是，弗雷格也支持纳粹，为何他没有被如此对待？因为弗雷格的政见与弗雷格哲学无关，而海德格尔的政见却与其思想有关。海德格尔的纳粹丑闻只有在联系到其哲学时才值得一谈，可是沃森既未曾谈及海氏谈论过的思想的“扎根性”，未谈到海氏不把民主视作一种基于人类共性的抽象原理而视作“美国化”，也未谈及海氏对“真理”（aletheia）的特殊看法与同时代德国反对“（犹太）唯理智论”的思潮之间的联系。当然，海德格尔的重要性，更在于《存在与时间》中那些与政治无关的部分，本书也略过了。同样的问题出现在对尼采的解释中，他把尼采放置在达尔文主义思潮中理解，强调主人道德与奴隶道德的区别。法西斯主义者和后现代嬉皮士、保守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厌女者和女权主义者，都有各自的尼采，但这些都无关那个以查拉图斯特拉之名教我们“人是一个必须被超越的东西”的尼采。在研究伟大思想家时，常会遇到一个困境：他们的语境其实不是同时代提供的。尼采真正的对立面是基督，而不是瓦格纳，甚至不是康德，因为义务论的道德哲学不过是宗教的意识形态外壳。沃森为了将尼采“历史化”，将其放置在19世纪末的语境下，不惜隐没他超越时代的成就，将他矮化到同时代小册子作家的水平。以上批评绝非吹毛求疵。或许有人认为，尼采与海德格尔不过是众多哲学家中的两位而已。然而若要深入20世纪初欧洲精神中那惊心动魄的虚无，只有这两位思想家才能将其暴露，因为他们是“用锤子从事哲学”的人。这是一千个斯宾格勒、荣格或萨特都达不到的事情。思想史作者若仅将尼采和海德格尔视作两位哲学家，就错过了两扇窥视欧洲心灵的窗口。类似的问题还出现在他对维特根斯坦的解读中。沃森很重视他，但他重视的更多是维氏与同时代人的关联，例如他对弗洛伊德的语言批判。然而维氏关于语言游戏是什么、遵守规则意味着什么的问题，例如《哲学研究》的开头对奥古斯丁的语言观的反驳，却被忽视了。这些部分，恰恰是他独一无二的成就。对精神分析学的隐喻的批判不一定要由维氏来完成，波普尔其实也能做到，但语言游戏及其规则的讨论却非他不可。本书对于思想家的挑选相当现代派，这暴露于作者对“新康德”“新黑格尔”等20世纪初的运动只字不提。或许作者与我一样认为他们只是19世纪的遗留。毕竟无论他们怎么谈论“认识论”或“美学”，在人文与科学割裂的现代，认识论的领域已被解释学-现象学和科学哲学瓜分，美学也被价值现象学、心理学与文化研究取代。既然此书英文书名为TheModernMind，这种忽视就有理可循。略遗憾的是，科学与人文的割裂以及围绕它产生的众多争执本是20世纪思想的一条明线，此书也未多涉及。如此重大的、可视作其他诸思想的总前提的问题，是不该忽视的。作者大胆地将技术视作思想史的一部分，这或许不被较传统的学者认同，但我想为此辩护：技术改变着我们关于“自然”的观念，塑造着人的心理习惯，海德格尔的对技术之思的批判说明了这一点，而芒福德对印刷术和钟表的研究，更是阐明了现代世界中的语言和时间是如何被技术塑造。对于原子能、计算机等关乎世界观的技术，作者更不吝惜笔墨。然而遗憾的是，作者详细描写了核武器的发明过程，却没有说明核威慑平衡对国际关系学的改变，以及它如何改变了人们对“战争是什么”的想象。19世纪军事思想对强力且短促的战争的追求，是如何在世界大战的现实和核武恐怖面前破产的。技术、军事、伦理，三者的历史本可以联动起来，作者却没有做到这一点。在处理史学史的问题时，沃森开宗明义指出，20世纪史学的趋势是从专注于精英的个人行为，转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