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图不是对地理空间的再现，而是人们对地理空间的主观解释。而对空间的解释，直接关系着对这个空间的使用和占有方式。现代殖民帝国兴起于欧洲“地理大发现”。伴随着对地球空间的重新理解，帝国也开始了对新空间的占取和利用。因此，16—19世纪代表性的欧洲地图作品，不但是殖民帝国新地理知识的体现，也是其殖民权力和帝国意识形态的体现。本文从地图切入，讨论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与国际法权力的空间机理。从开拓商路到占领殖民地，现代帝国的兴起伴随着早期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与传统帝国不同，现代殖民帝国源起于对地理空间的新认知，也带来了一系列重塑空间秩序的行为。全球空间被整体纳入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在资本主导的生产-运输-消费链条中，形成相互关系和等级次序。同时，为这种秩序辩护的欧洲国际法也在地理空间的重塑过程中诞生和发展。15世纪后兴起的欧洲地图学则是这一系列变化最为鲜明的视觉表现。
年的美国，哥伦布突然成为一个严肃的*治问题。明尼苏达州的白人警察虐杀黑人弗洛伊德一案引发了新一波“黑命攸关”（BlackLivesMatter）抗议运动，并迅速燃遍全美。抗议活动的集体行为之一，就是破除一系列带有种族压迫、殖民暴*象征的符号，特别是树立于公共空间的人物雕像。除了南北战争时期南方将领的雕像外，芝加哥等数个城市中所矗立的多年前“发现美洲”的哥伦布雕像也被移除。
有关哥伦布的争议并不是新的话题。就连大洋彼岸的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也曾展开过他究竟是残酷的殖民海盗还是伟大的资产阶级先驱的争论。即使在每年以“哥伦布日”纪念他的美国，人们也已经将当今社会结构性不平等根源，追溯到5个多世纪前的“发现美洲”。
本文的主题——地图帝国主义与哥伦布相关。笔者试图表达的主要观点是：现代殖民性帝国的兴起，首先表现为对地理空间的全新认知和处理方式。这种新认知虽然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古希腊以来的欧洲思想传统，但主要是在以哥伦布为代表的“地理大发现”的刺激下形成的。与之相伴，对地理空间的新处理方式，则是从开拓商路到占领殖民地的一系列重塑空间秩序的行为。全球空间第一次被整体纳入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在资本主导的生产-运输-消费链条中，形成相互关系和等级次序。同时，为这种秩序辩护的欧洲国际法，也在地理空间的重塑过程中诞生和发展。这一系列变化最为鲜明的视觉表现就是15世纪后兴起的欧洲地图学。因此，近代以来代表性的欧洲地图作品，不但是殖民帝国地理知识的体现，也是其殖民权力和帝国意识形态的体现。
说得更直白一些：现代殖民帝国最根本的特质在于占取，而占取首先是对空间的占取（包括领土、港口、运输线等），其最重要的目的是资本积累。随之而来的则是对被占取地原住民的排挤、奴役和压迫。支撑这种殖民行为的，是一套新的想象、建构、安排地理空间的方式，以及对占取的“合法性”论述。现代地图则是这套话语重要的表达形式之一。
一、祛魅：条约分割的世界
年，意大利北部的费拉拉是欧洲城邦中一颗耀眼的明星。在公爵埃尔科莱一世德斯特（ErcoleIdEste）的治理下，这里成为最具文艺复兴精神的艺术之城。这一年，公爵派他的仆人阿尔贝托坎迪诺（AlbertoCantino）去葡萄牙首都里斯本，花费重金请当地的制图师制作了一张世界地图。当时，因西班牙卡斯蒂利亚王国和葡萄牙正激烈争夺“新世界”，地图是被严格管控的国家机密。坎迪诺不得不把地图偷偷带出，运回费拉拉。
今天，这张以偷运者名字命名的《坎迪诺平面球形图》（TheCantinoPlanisphere）被公认为欧洲地图学史上一座里程碑。它以非洲大陆为中心，勾勒了南美洲东海岸以西一直到东亚和东南半岛的广大地域。但是它最突出的特征，是在图的左侧画上了一条直直的竖线，把已知世界切割成两部分。这条线是年《托尔德西利亚斯条约》所规定的西葡两大帝国的势力分界线。坎迪诺图也成为现存最古老的反映这条边界线的地图。
《坎迪诺平面球型图》
年6月7日签订的《托尔德西利亚斯条约》，被地图史学家杰里布罗顿称为“欧洲全球帝国地理学最早也最狂妄的法令之一”（Brotton，：；布罗顿，）。它把想象中的地球一分为二，将分界线以东的半个地球划归葡萄牙，以西则归于卡斯蒂利亚。其实，它不是平分地球空间的条约，更为严谨的说法是：它是平分地球上非欧洲世界的条约。欧洲地区虽然整体位于分界线以东，但显然不归葡萄牙所有。
《托尔德西利亚斯条约》是年哥伦布从“新大陆”归来的直接产物。卡斯蒂利亚王室敦请教皇承认哥伦布发现的土地归其所有，以平衡葡萄牙此前对非洲新发现部分的占取。我们都知道，哥伦布本人从没想过要发现新大陆。他根据托勒密的地理学思想、马可波罗的东方游记以及其他文献，固执地认为，只要朝西航行，就可以绕开葡萄牙控制的非洲沿岸，以更短的距离抵达中国和印度，打破葡萄牙对海上贸易通道的垄断。直至年去世，他都不认为自己发现了一块此前未知的地域，而是到达了亚洲。当然，他对地球周长的估计严重偏小。从《坎迪诺平面球形图》我们便可看出，当时大部分地理学者都未接受他的解释。就在此图制作前不久，年到年，葡萄牙派遣航海家亚美利哥韦斯普奇（AmerigoVespucci）探索了今天乌拉圭到巴西一带的海岸，确认南美洲东部这一部分是位于《托尔德西利亚斯条约》规定的葡萄牙一侧，也进一步证实此海岸属于一块未知的新大陆。就这样阴差阳错，人们没用哥伦布的名字，而是用亚美利哥的名字，把新大陆叫作“亚美利加”。
如果说《坎迪诺平面球形图》代表了《托尔德西利亚斯条约》时代早期欧洲帝国眼中的世界（至少是葡萄牙眼中的世界），则这两份文献其实都暗示了这个世界并不完整。因为根据这个瓜分地球条约，两国只明确了在欧洲以西的分界，即从葡萄牙控制的佛得角群岛，连线至哥伦布登陆的加勒比海的西班牙岛，取中间点，按经线划出。但地球是球形的，这条经线必须和另一面对称的经线一起才构成完整的度，让两国平均分到各度的球面。
两国此后不断向两端开疆拓土。葡萄牙绕过非洲南端进入印度洋，并在年攻占了马六甲，距离最重要的香料产地、今天印尼东部的摩鹿加群岛仅一步之遥。两年后，西班牙卡斯蒂利亚探险家首次抵达巴拿马地峡，得知在新大陆的东面还有一片大洋。而曾经参与葡萄牙攻占马六甲行动的费迪南麦哲伦，数年后转投对手阵营——已是哈布斯堡帝国的西班牙。据说麦哲伦认为马六甲已经是《托尔德西利亚斯条约》规定的葡萄牙领地的尽头，再往东的摩鹿加群岛理应落入西班牙统治范围，而“发现”新大洋的消息则鼓舞了麦哲伦。像哥伦布一样，他认为可以绕过美洲继续向东，跨过他所命名的“太平洋”，开辟更直接的香料贸易路线。麦哲伦漫长航行的结果，如后世所知，是实现了人类第一次环游地球一周。但这又是一次误打误撞的地理“大发现”：死于航行途中的麦哲伦，本意只是开辟商路，而非环游地球（Brotton，：；布罗顿，）。
西葡两国随即陷入激烈争执，双方都认为自己拥有摩鹿加群岛，享有香料贸易的垄断性权力。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体现在第奥古里贝罗（DiogoRiberiro）几张著名的《王家地籍图》（PadrnReal）中。里贝罗是效忠于西班牙的葡萄牙人，他作为制图师参与了两大帝国的分界谈判。他于年至年绘制的几张地图在地图学史上有着崇高地位：非洲轮廓描绘得相当完整，南美洲东部的海岸线也呈现得较为准确。虽然没有澳洲和南极洲，但太平洋第一次被完整纳入已知世界，而从南亚到东亚的海岸线也比《坎迪诺平面球型图》有了长足的进步。
《王家地籍图》
但是在当时，里贝罗地图的*治性远大于其科学性或艺术性。里贝罗巧妙地把《托尔德西利亚斯条约》规定的分界线作为地图中轴，世界沿着这条线向左右两边展开，而摩鹿加群岛被置于最左（西）侧，亦即刚好落入西班牙统治范围。也就是说，作为争议最核心的香料群岛，被故意摆在不起眼的“世界尽头”，与实际上近在咫尺的马六甲分别在地图两端，天各一方。
最后，迫于财*方面的压力，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同意让步，由葡萄牙出钱，向西班牙“购买”了摩鹿加群岛所有权。双方于年签订《萨拉戈萨条约》，再次明确了对欧洲以外地球的平分原则。里贝罗的地图显然为西班牙宣称其对东南亚小岛的“主权”立下了汗马功劳。正如布罗顿所言：“对于西欧的帝国来说，首先是葡萄牙和卡斯蒂利亚，接着是荷兰和英格兰，这种先在地图上，接着在地球仪上画一条线，宣示拥有那些他们君主从未去过的地方的做法，持续了好几个世纪，塑造了随后年中欧洲在全球的殖民*策。”(Brotton，：；布罗顿，)
如果把《坎迪诺平面球形图》、里贝罗的前后几幅世界图同它们之前的代表性的世界地图对比，能够很清楚地意识到，随着现代殖民帝国兴起，人们的地理感觉也发生了革命。中世纪时代，欧洲精英对世界的想象，很大程度上基于《圣经》所提供的宗教图景。最典型的视觉呈现，以统称为“世界图”（mappamundi）的“T-O型”地图（即欧、亚、非三大洲构成圆形世界）为代表(Woodward，)。其地理观念是基于陆地的，表达的是宗教和仪式性的空间感。14世纪上半叶，古希腊宇宙学家托勒密的《地理学指南》经由君士坦丁堡重新传入欧洲后，激发了欧洲知识分子以科学方法重新认知这个世界。不过，托勒密的地理认知，是基于对地球的数学想象，而非实地探测。根据《地理学指南》推导出的世界地图，虽然包括了印度洋，但大洋被南北两大相连的陆地板块所包围，状如一个巨大的内陆湖。因为数学家托勒密认为，只有存在一块目前未知的、极大的南方大陆（TerraAustralisIncognita），才能解释为什么地球能保持平衡。不论是在宗教想象中，还是在数学想象中，欧洲、北非和近东以外的那片广大空间都只是作为概念而存在，不具有实体意义。
应当承认，“地理大发现”的背后，的确有一部分宗教冲动（寻找“祭司王约翰”以夹击奥斯曼帝国），也得到科学计算的助力。但它最主要的动力，毫无疑问是寻求财富。帝国在探寻商路的同时，以殖民手段巩固对财富和贸易的垄断性占有。此时的欧洲地图学，随着不断的地理探险而日益精准地反映出海岸线的轮廓以及大陆的形状。欧洲之外的世界，也随之被祛魅，从想象的、抽象的空间，变成可以被探访、认知、了解，进而掌控的具象空间。
如果查考地球空间的“祛魅”，我们也可以发现被庸俗“现代化”理论所忽略的一些内容。一般谈及祛魅理论，人们更侧重于理性化、世俗化等内容。空间的理性化，表现为空间的可被测量和计算。但如果仅限于此，那么托勒密在文艺复兴时的重新引入，似乎就已经是祛魅的了。可是不论是托勒密所生活的时代，还是他被重新发现的时代，科学和理性本身都没有构成推进人类地理观念现代化的充分条件，只是必要条件之一。比如，郑和的航海探索早于欧洲的大航海时代几十年，船队高超的航海技术当然体现着相当程度的理性和科技水平，但郑和的远航未能引出一套全球*治经济新秩序，说明仅有理性和科技，并不必然导致“现代”。而促使欧洲帝国前赴后继展开航海开拓的，除了理性，更有作为强大驱动力的资本逐利目的。当逐利冲动得到科学助力，原有的商贸秩序可以被轻易打破，并建立起新的暴力性垄断，“现代”空间秩序才在帝国争夺的背景下，以早期全球化的形态出现。
地球空间既然可被全方位了解、探查，也就意味着此空间可被征服、处置、分割。西葡两帝国以国际条约形式平分世界正体现了这一点。须知在15世纪末和16世纪，欧洲还没有出现今天意义上的边界——这一点和非欧世界并没有多大差异。而《托尔德西利亚斯条约》以及《萨拉戈萨条约》，则是第一次以地球表面并不真的存在的抽象直线（经线）作为排他性的主权边界。这种边界想象的大胆性，不仅在于其领土野心，还在于它对大地全新的理解方式。山川、城池、村庄、林木、海岸线，都不足以成为地理坐标了，经纬度这一古希腊人发明的、纯粹数学性的度量网格，被用来当作现实中的地缘*治分界。
最让人称奇的是，这种地缘*治分界，虽然由两个相邻欧洲帝国达成，却不是为了明确两者之间的领土，而是为了分割它们当前和未来的海外殖民地。可见，现代地理知识、国际条约、法律边界，都不是欧洲人为了处理内部事务而发明出来的。虽然人们一般把年《威斯特伐利亚合约》的签订视作现代国家和国际秩序的源头，但是很难想象，如果没有15世纪以来的殖民争夺，主权、边界、条约、国际法这些现代观念，会在17世纪的欧洲凭空诞生。这些观念的真正源起，我们都可以在16世纪早期的地图中找到清晰的表达。
二、重魅：命名领土与虚构的地域
年，弗拉芒地图学家亚伯拉罕奥特柳斯（AbrahamOrtelius）编纂的《寰宇大观》（TheatrumOrbisTerrarum）在安特卫普首度出版。这份地图集中，出现了一幅以“东印度”为标题的地图（IndiaeOrientalis，InsularumqueAdiacientiumTypus），它以中国南海为中心，将中国大陆到东南亚群岛的广大地域作为主要表现对象，向西延伸至印度次大陆，向东则包括了太平洋，一直到北美大陆边缘。《寰宇大观》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部真正的现代地图集（atlas），首版收录了当时最优秀的一批制图学家创作的53幅全球及地区图。此后，这本世界图集不断更新，并被翻译成多种语言，甚至在奥特柳斯年去世后，仍然不断再版，直到17世纪中期才被新一代地图集完全取代。16世纪到18世纪，荷兰地区成为欧洲制图学的中心，所谓“尼德兰制图学派”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崛起（Sutton，）。奥特柳斯《寰宇大观》的出现，即被认为是尼德兰学派*金时代的登台亮相。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正式成立，在此后的近年中，它成为欧洲对亚洲贸易和殖民的最重要机构之一。尼德兰学派的兴起，与荷兰制图学家服务于东印度公司（及西印度公司）关系巨大。值得一提的是，欧洲第一幅以China命名的中国地图，就出现在年版的《寰宇大观》中（奎尼、卡斯特诺威，：）。
《寰宇大观》中的《东印度》地图
把从印度到东南亚群岛的地域称为“东印度”，是为了区别于哥伦布所“发现”的、当时由西班牙控制的所谓“西印度”。这种命名方式，生动地折射出“地理大发现”的根本动力。哥伦布的探险，本就是为了找寻通往印度及东亚之路，他把自己看到的美洲原住民称为“indios”（西班牙语“印度人”），后来“印第安人”这个误称成为欧洲人对美洲原住民的通用称谓，流行了几个世纪。但问题是，怎么处理这个“印度”和东方“印度”的关系呢？欧洲语言逐渐将哥伦布登陆的这一带群岛称为“西印度群岛”。而与之相对应的“东印度”，则视具体情况，指称不同欧洲国家在亚洲的殖民空间。各国纷纷组建“东印度公司”，其贸易范围几乎涵盖整个南亚、东亚和东南亚。今天“印度尼西亚”这个名字，就来自“荷属东印度群岛”，在20世纪之前，这个地域其实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本土名称。
但是，16世纪欧洲地图中的“印度”又是一个非常模糊、矛盾的地理空间。年，西班牙“首席印度宇宙志-编年史家”胡安洛佩兹德维拉斯科（JuanLopezdeVelasco）制作了一幅《西印度诸岛描述图》（DescripciondelasYndiasoccidentales），该图后收录于年由安东尼德赫雷拉（AntoniodeHerrera）编纂的《印度描述》（DescripciondelasIndias）中。这张地图西起中国东海岸，东至伊比利亚半岛和非洲西北端海岸，表现了西班牙帝国的势力范围，几乎囊括了整个太平洋和加勒比海地区。彼时，西班牙殖民者已在美洲大量开采白银，他们将白银运到东亚，换取香料以及中国的商品，再将这些商品输送到欧洲出售，为帝国积聚财富。有趣的是，这张地图把西班牙的殖民范围统称为“西印度诸岛”，此“西印度”甚至涵盖了被奥特柳斯及大多数欧洲人称为“东印度”的东南亚群岛。这种命名体现了一种帝国的*治宣言，在把西班牙的殖民半球视为一个整体空间的同时，畅想了由西班牙掌控的跨太平洋贸易路线的畅通无阻(Padrn，9)。
《西印度诸岛描述图》
“一副地图并不是按照某物创造的模型，而是创造某物时参照的模型。”（威尼差恭，：）早期的现代欧洲地图充满了类似的对地理世界的“创造”，而且往往是地图的构想在先，实体空间中的征服在后。前述两幅地图背后的命名冲突，与两国在现实世界中的冲突也是一致的。荷兰联合省本是西班牙哈布斯堡帝国的一部分，从16世纪末开始，为争取独立而同西班牙陷入漫长战争。双方的冲突不但发生在陆地，也发生在海上。荷兰与伊比利亚半岛帝国对亚洲贸易航路的利益争夺，后来成为现代战争法和海洋法的起源之一。
把本来不存在固定身份的空间单元创制出来，并以一厢情愿的想象来命名此单元，由此固化这个地理空间的神话（myth），这是地理学走入现代后一个显著的特征。“东、西印度”的例子，再次让我们想起祛魅理论。祛魅，描述的只是现代认知的一个单向度趋向。在祛魅的同时，新的神话也不断产生。有学者以re?enchantment来形容理性时代人们对宗教、魔术、神秘感，以及回归自然状态的诉求（Bergman，；LandySaler，9）。这个词在很多时候被翻译为“返魅”。笔者在此处则更倾向于将其翻译为“重魅”，因为新神话并非对过去的简单复归，而是在理性基础上生成的，甚至就是对全新认知方式的迷信。无论是奥特柳斯的“东印度”，还是维拉斯科的“西印度”，它们和科学、理性的关系并非简单的符合或对立，作为帝国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此命名既借助了科学与理性，也凌驾于科学与理性之上。
另外一种重魅方式可被称为“虚构”。虚构是将并不存在的地域*治想象强加在已知的空间上。17世纪是欧洲现代地图学大发展的时期，随着殖民、探险和商贸活动的展开，地球上的未知区域被不断探索，越来越多的地图集里加入了中国、日本甚至朝鲜等非欧国家的专图。不过在有关亚洲的地图集里，经常可以看到一个并不存在的实体：“鞑靼地”（Tartary或Tartaria）。
鞑靼（Tatar）是汉地对蒙古一部的称呼。或许在蒙古帝国向西扩张时，此名称传入了欧洲。欧立德（MarkElliott）引用一位中世纪史家的说法，认为蒙古西征带来的巨大破坏，令欧洲人想到希腊神话中冥王黑第斯所统治的地府“塔尔塔罗斯”（拉丁文Tartarus），因此Tatar就成了Tartar（Elliott，0）。蒙古帝国衰落后，鞑靼在欧洲成为对亚洲北方草原地带游牧民族的泛称，随后“鞑靼地”也就用来指称从西伯利亚到中国东北部曾经为游牧民统治的区域。
也是从奥特柳斯年首版的《寰宇大观》开始，“鞑靼地”就作为一个单独的地理区域出现在欧洲地图集中——这比单幅“中国地图”出现得还略早。从其中的《亚洲图》和《鞑靼帝国图》可以看到，中国和莫斯科公国（Moscovi）中间的广阔空间被统称为“鞑靼地”，面积几乎占了整个亚洲大陆的一半，与北美洲隔海相望（两大洲之间的海峡被命名为“阿尼安海峡”，这也是一个虚构的地名）。此时俄罗斯的东扩尚未开始，荷兰以及整个欧洲的地理学者虽然对东南亚有了相对深入的了解，但对于亚洲北部草原地带的认知还基本停留在蒙古帝国时代。他们大概无从了解，从西伯利亚到中国内陆亚洲边疆，其实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帝国或*治体，生活在这个地域的人群，从语言、宗教到生产生活方式都很多元，并没有形成整体性的认同。
《寰宇大观》中的《鞑靼帝国图》
16-17世纪，耶稣会士前赴后继来到东亚，亲历了诸多历史事件，为欧洲世界带回第一手的观察和理解。借鉴罗洪先《广舆图》而制作了《中国新地图集》的意大利耶稣会士卫匡国（MartinoMartini），以《鞑靼战纪》（DeBelloTartaricaHistoria）为题，记录了满族人入主中原的历史。此后欧洲人开始认定，存在不同的“鞑靼人”，满人属于“东鞑靼”，蒙古人属于“西鞑靼”，并在地图上延续了将“中国”（China）与“鞑靼地”分开的做法。尽管传教士们知道“鞑靼地”这个称谓并不存在于本土地理知识之中，但还是坚持使用这个名称。比如曾经跟随康熙皇帝巡游盛京和蒙古的南怀仁就在日记中把盛京（即中国东北）称作“东鞑靼地”，把蒙古称作“西鞑靼地”(Verbiest，)。
19世纪之前，欧洲地图中的“鞑靼地”出现过许多变种，比如“俄罗斯鞑靼”“中国鞑靼”“独立鞑靼”等。似乎对这个鞑靼空间的纠结并没有随着地理知识的增加而有所改变。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康熙年间法国耶稣会士领衔的清朝全国测绘（韩昭庆，）。在完成测绘后，耶稣会士为康熙制成《皇舆全览图》，分别以满汉文字标记地名，图上并没有鞑靼字样。但图样传回法国，国王地理学家唐维勒对其加工后，于年出版了一本新的中国地图集，此地图集的标题就是《中国、中国鞑靼地和中国西藏新地图集》（RibeiroOMalley，）。在18世纪多数地图中，“中国”（China）和“鞑靼地”被画成以长城为界的两个“国家”，只不过两者同属于“中华帝国”（ChineseEmpire）这个*治体。
随着清朝对内亚边疆地带统治的巩固，以及俄罗斯的东扩，“鞑靼地”逐渐被“满洲”“蒙古”“西伯利亚”等词汇取代。但直到6年，英国制图家约翰卡利（JohnCarey）还发表了一幅《中国鞑靼与独立鞑靼新图》，把从中国东北到西藏的整个内亚边疆视为“中国鞑靼”，而把阿富汗及中亚视为“独立鞑靼”。当然，此时出现这种人为建构的地理认知，恐怕需要联系当时英国在印度及中亚的地缘扩张才能更好理解。可见，地理知识的产生，一方面是通过实地调查、测量而形成的“自下而上”的自然知识积累；另一方面则是通过特定意识形态“自上而下”地人为塑造。地图不仅传递某一空间的信息，它本身就是人们主动塑造这个空间的产物。换句话说，不是地理信息塑造了地图，而是地图创制了地理信息，或者说，两者至少是互相生成的。
绘制地图既是将空间理性化、秩序化的重要手段，也是对空间重新发现、发明的过程。所谓西印度、东印度、鞑靼的命名，不但意味着发现，也同时意味着认知和掌控。正因为如此，以欧洲为中心的近代历史，始终是一个关于“发现”的叙事。经由“发现”而来的掌控，通常连接着“占有”的法律概念。地图测绘虽然不必然意味着暴力占取，但它为空间赋予意义和秩序。以殖民主义的逻辑看来，这是对空间行使管辖权的先决条件。
三、空间秩序：未知领地和“自由”的海
地图所体现的绝不仅仅是知识或技术，而是赤裸裸的权力。和所有权力一样，地图是为了制造和强化等级格局而存在的。“当一个个人类群体被纳入文明等级的体系之后，他们拥有自然的资格，便也出现了等级。”（唐晓峰，）在帝国时代，地图和殖民特权紧紧相连。德国法学家卡尔施米特在年出版的名作《地球规治》（一般译为《大地的法》）中，把这层等级关系说得很直白。他觉得，那种认为印第安人可以像欧洲人测绘美洲一样，准确地测绘欧洲的想法，是“可笑的时代错置”。为什么呢？因为“印第安人不具备基督教-欧洲理性的那种科学之力”。施米特断言：“智识优势全然在欧洲一边，以至于新世界可被径直‘拿来’。至于亚洲那个非基督教的旧世界，以及伊斯兰的非洲，在那些地方，只可能建立一些属国或者欧洲行使治外法权之地。”（Schmitt，6：）
在他看来，“基督教-欧洲理性”的科学之力（英译为scientificpower，可理解为“科学权力”），是欧洲知识天然优于（非欧洲）本土知识的重要依据，也是判断智识优劣的重要标准。地图测绘的“准确性”和“科学性”体现了知识层级的高低。问题是，这种准确性是基于欧洲标准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基于航海、通商、占有商品产地或港口、组织生产和贸易这种特定的资本主义需求。在15—19世纪的世界，不是所有国家、所有社会都必然共享这些需求。所谓准确性，尤其是地图的准确性，从来因时、因地、因人、因用途而异，并无一套完全固定的标准。如果欧洲的测绘方法是“准确”的唯一模板，我们也不会看到前文所说的那些刻意的虚构和想象了。
围绕殖民资本主义的需求，15、16世纪之后欧洲制作的世界地图有着鲜明的发展轨迹。首先，对海岸线精确测量：这在当时是与航海、贸易路线密切相关的。与海岸线相比，内陆的地理信息显然不是此时制图学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