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治疗白癜风最好的医院是 https://m.39.net/disease/a_p1msy52.html进入19世纪80年代，埃及局势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政治上从“欧洲内阁”的建立，到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英法两国不再坚持在埃及的合作立场，争夺埃及的矛盾再次激化。经济上从英法共管埃及经济，到“清算法”的颁布，英法两国不但不能解决经济危机，反而加剧埃及局势的恶化。在埃及形势的急剧变化下，为避免法国对埃及单独采取措施，无疑要求英国进一步对埃及政策作出调整，采取必要的手段才能维护埃及的安全。
另一方面，与法国合作的破裂以及民族主义运动的蔓延，使英国无法主导埃及的政治规则。英国需要拥有对埃及政治的干预权和控制权，保证英印帝国和东方道路不在埃及民族主义和法国的控制之下。所以占领埃及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最终英国走向军事占领的道路，已彻底应对安全威胁，开启了在埃及长达70多年的占领。
一、英国的战前制造埃及暴乱
1.英国制造争端
出于防止民族主义运动的蔓延和法国的威胁，保卫英帝国在埃及利益，使英国的占领埃及政策逐渐明朗。这一时期，对于埃及的民族革命，英国利用乌拉比与西方列强的矛盾，一面在埃及制造事端，加剧埃及对西方干涉的仇视，在国内制造错误的舆论导向，为英国占领埃及获得支持。一面也与其他列强交涉，争取占领埃及的有利时机，而且从客观上在埃及事务上孤立了法国，导致英法长达20多年的紧张关系。
在英国做出干涉埃及的决定后，为需要寻求占领埃及的借口，曾在埃及挑起过严重的暴乱，一手炮制埃及仇视西方的假象。英国企图利用埃及对西方仇恨的火焰，激发国内的反埃情绪，为英国顺利占领埃及制造舆论支持，也为占领埃及的行为披上正义的外衣，获得合理的借口。
年6月，英国一方面派遣海军在红海示威，挑起埃及人民对西方的愤怒：另一方面，借口一名希腊人在埃及亚历山大被杀害，挑起了埃及人与当地外国居民的仇恨，造成埃及和外国人的武装冲突。而实际上，英国是幕后操控者，通过雇佣希腊人并提供武器，故意挑起了暴动。学者艾尔曾揭露：“外国军舰停留在埃及的沿海，对城市构成了威胁，而欧洲的居民却早已武装好，期待着某种暴动”。
2.英国的栽赃陷害
暴乱发生之后，英国更是将罪行嫁祸于乌拉比政府，通过媒体的方式大造舆论，将埃及的乌拉比定义为穆斯林的狂热分子，激起民众对埃及的厌恶情绪。英国《泰晤士报)指出：“我们不应该允许这些埃及民族主义者威胁英国通往印度的道路”。英国《曼切斯顿卫报》更是呼吁政府在埃及采取行动：“现在的问题不应该是不可能做什么，而应该是下一步我们必须做什么"。同时，英国政界也主张对埃及采取行动，要求埃及赔偿对欧洲的损失。
贸易大臣张伯伦强调：“由于对埃及赫迪夫的承诺，也为埃及屠杀索取赔偿，更为苏伊士运河的安全，我们要干涉埃及，而乌拉比是军事冒险家，根本就不是民族主义的政党”。甚至内政大臣威廉(William)也说道：“乌拉比是狂热宗教分子”，主张对其复仇。总之从结果可以看出，英国所炮制的这一事件是成功的，不但为英国后来占领埃及的行为提供了合理的借口，也赢得了人民的支持和呼声，为英国发动对埃及战争的道路扫清了障碍。可以说，英国占领埃及的时机已经成熟。英国策划暴乱后，形势对英国有利，首相格兰斯顿趁机发起以“商讨和解决埃及混乱事宜”的国际会议，意图在于谋求西方国家对英国占领埃及的行动给予支持。
年6月英国政府在国际社会发表通告：乌拉比是军事独裁者，“我们政府绝不会接受埃及的独立，因为它将是对大英帝国在苏伊士运河安全的威胁：列强们的商业，包括法国和俄国，都容易受到鸟拉比和民族主义之下的埃及攻击”。与此同时，格兰斯顿对列强表示英国干涉意愿，正如他所说：“我们应对埃及有责任，我们必须给他们建立一种政府，组建他们自己的军队，不但可以保卫他们的国家，也可以反对国外的入侵和内部的革命”。
二、英国战前舆论铺垫
1.君士坦丁堡国际会议的召开
在英国的号召下，年6月22日由英、法、德、俄、奥、意六国在君士坦丁堡召开国际会议，英国在会议表示：第一，积极渲染埃及国内形势的恶劣。由于英国出兵占领埃及的目的明确，在会议中提出，埃及的国内局势已经对西方各国的债务偿还，以及苏伊士运河的安全航线构成威胁，对埃及的军事干涉势在必行。为使西方支持英国的干涉立场，一方面，英国会议代表都福林(Duffein)极力扭曲和夸大埃及局势：“可以毫不夸张地讲，就在前几个月，绝对的无政府状态的混乱已经在埃及出现，而乌拉比是军事篡权者，使埃及人民遭遇痛苦的患难中”。
另一方面，都福林伪造土耳其无力解决埃及危机，营造国际干涉势在必行的氛围。正如都福林在会议上发言：“很明显土耳其宫廷已经接受埃及实际上的政府，乌拉比是成功的革命者”。甚至都福林明确指出，土耳其已不能“恢复埃及的秩序”，以此说服各国代表西方的干涉合情合理。
第二，英国提出了占领埃及、恢复秩序的坚决态度。都福林在会议中表态：“在如此环境之下，埃及应该需要一个有效和有能力的补救措施”，以暗指英国干涉的意愿。同时外交大臣格兰维尔还向列强表示：“我和格兰斯顿都有这种想法，我们将必须向会议和列强们提出对埃及采取行动的要求，同时声明我们愿意承担所有的贵任”。甚至包括英国代表克罗莫尔[kroemer]强调：“英国理论上和其他列强是享有同等权利的，但在实际情况下，英国应该会发挥更巨大的影响”。可见，英国以强硬的姿态向西方列强展示了干涉和占领。
2.瓜分的密谋
虽然，会议最终结果是“不得占领埃及任何领土和获得任何利益”，但实际上，除法国以外，西方其他列强对英国占领埃及的行动表示默许，可以说英国此次参加会议目的已达成。因为，在欧洲国家看来，法国对欧洲安全格局的威胁更大，尤其是德国，始终认为法国对战败于德国耿耿于怀，伺机会采取复仇，因此出于限制和削弱法国的需要，德国支持英国占领埃及，并结成了限制法国的“友谊"国。
正如俾斯麦所说：“德国欢迎英国占领埃及”。此外，奥地利与意大利也先后与德国组成“三国同盟”，无疑与德国采取一致行动。而法国同样也出于对英德两国联合反法的担心，虽对英国干涉埃及不满，也只能对英国的军事占领意图做出外交上的抗议，并未采取实质行动阻止英国。最终，在英国获得国内舆论支持和德国的默许下，对埃及采取了军事占领行动，就此拉开了占领埃及的序幕。
三、英国长期占领埃及
1.英国对埃及的占领
年9月，英国历时三个月，完成对埃及全境的占领。占领埃及后，英国从自身利益出发，为了一劳永逸地将东方印度道路置于控制之下，决定实行长久占领埃及的政策.这一政策分为二步：第一步，向西方列强做出撤退埃及的承诺，实际并未履行。第二步，争取与法和解，实现长期占领埃及。英国自占领埃及后，招致法国的强烈反对。法国认为，英国占领埃及将会清算法国势力，致使多年在埃及的利益投资付之东流。
甚至，英国的老牌盟友土耳其也抗议英国占领埃及的行为，英土关系发生决裂。为了避免成为众矢之的，英国政府开始一再向国际做出承诺：英国的占领是“暂时的”,其目的在于镇压乌拉比的叛乱，恢复埃及秩序，只要目的实现，英国就撤出埃及。年末，首相格兰斯顿对国际社会发表公告：“只要埃及人能自己管理他们的金融事务，运河的安全得到保证，英国就立即撤退”。为了进一步使国际社会相信，格兰斯顿还表示：“我们将反对任何形式的吞并主义，更反对倾向吞并政策的所有言论”。
2.英国坚持不撤军
英国政府却并未履行承诺，以“埃及秩序混乱”为由，夸大埃及困难局势，使撤退这一承诺变得遥遥无期。从外交大臣格兰维尔的报告中可以看到这一点：“现在仍然有必要在埃及驻扎军队，因为埃及还处在混乱不确定的情况下，如果我们这时撤离，就是失信于我们自己、埃及和欧洲了”。以至于学者泰勒(Taylor)评价道：“英国在给列强的函件中承诺撤退，这许诺在年到年之间共重复了66次，但是情况却从来不能令英国满意”。从某种意义上说，英国不撤军的举动其意图仍在于防止法国对埃及采取行动，避免法国威胁英帝国利益，而撤退的承诺仅是缓和法国敌对情绪的权宜之计。最终事实证明，为了保卫英国的国家利益，格莱斯顿的从埃及撤退承诺，直到72年之后才得以实现。而英国不撤退的举动也标志着放弃了“与法政府的特殊亲密关系”，英法“自由同盟”走向解体。
3.英埃关系缓和
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际局势的变化导致英法在埃及问题上得到和解。一方面，随着英国综合国力的相对下降，殖民体系在世界范围内面临挑战，“日不落帝国”形象难以维持。在南非，英国与德国支持的布尔人深陷战争(-)，在太平洋地区，英国与美、朝两国争夺萨摩亚岛屿；东和阿富汗，英俄之间更是频频冲突。在这一国际背景下，英国需要改变处境，寻求与利益相关国家的合作，突破国际困境。另一方面，德国为称霸欧陆，筹划进一步削弱法国，德法之间剑拔弩张。
从英国角度看，此时拉拢法国并与之和解，可在国际格局上缓解自己的困境，同时又可解决两国在埃及的分歧，为彻底占领埃及解决后顾之忧：法国在面对德国的威胁下，也有寻求盟友、解决危机的意愿。年，在两国摆脱自身危机的共识下，英法正式签署和解的《英法挚诚协约》，并在埃及问题上达成了“谅解”。其中，关于埃及协约规定：“法国政府同意，在英国未从埃及撤退的情况下，不采取任何反对英国的措施”。
这一条款意味着法国正式承认埃及是英国的势力范围，英国长久占领埃及的政策得以实现。学者马哈杰对此评论道：“埃及终于不再是英国的弱点了”.以上看出，从“英法双重控制”到“欧洲内阁"的建立，再从英法合作破裂到最终占领埃及的实现，就这个意义讲，英国完成了在埃及的历史任务，将埃及这一通往东方的道路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至此，长达一个多世纪的英法埃及之争结束。埃及也沦为列强之间的政治牺牲品，陷入到被占领的命运，直到年才得以结束。
四、战后总结
1.英国的中东政策
埃及问题是近代国际关系的热点问题，也是列强们争霸近东霸权一“东方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问题上集中体现了英国在近东外交的两个特征：其一，利用土耳其坐享“渔人之利"原则。其二，保卫英属印度帝国及其道路的原则。正是英国为维持中近东和北非均势的需要，才使奥斯曼帝国成为英帝国在埃及的“代理人”长达70年之久，也正是在土耳其不能完全维持埃及的宗主权和遏制法国扩张的情况下，英国才开始追逐“干预"原则，确立了占领埃及的方针。
英国对埃及的政策从来不是孤立的，其起源、形成及演变的整个过程，都反映了英国在埃及与法国力量对比的变化，体现了这一时期大国外交的特征。因此，英国的埃及政策不仅从属于维护中近东均势、英印帝国的安全防御和东方道路的畅通外交战略，也与欧洲列强、尤其是法国在埃及地区的角逐以及复杂的国际问题紧紧交织在一起。
2.苏伊士运河的重要性
埃及和苏伊士运河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从属于近东海峡问题，虽然涉及到了欧洲列强英、法、俄、德、奥等国家们的利益，但其中，英法矛盾最为尖锐和激烈。法国为称霸地中海，企图利用开凿苏伊士运河进入印度洋，将殖民和贸易扩张至亚洲：而英国则称苏伊士运河是英国通往印度和东方的“高速路”，坚持“运河不被任何列强控制”原则，保卫从地中海到印度的海路航线：可以说，埃及和苏伊士运河是英法两国的战略交叉点。
从法国方面讲，从18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末，占领埃及、开凿链接红海与地中海水系的运河，常常被提到“法国使命”河的高度，成为法国所追求对外政策的一部分。法国的愿望是利用埃及这一传统东西方贸易的枢纽，以法国全球贸易殖民扩张、战略上威胁印度、以此来牵制英国。面对英国的反对，法国意识到不可能单方面获得埃及的独享权。在这种情况下，法国采用怂恿埃及独立、利用开凿运河获得超级优势的手段，维持与英国在埃及的现状。
英国方面则认为，无论是埃及被允许独立，还是苏伊士运河置于法国之手，都将改变埃及和地中海力量的对比，威胁英国在埃及的地位，进而威胁到英印帝国的安全和通往印度东方道路的畅通，所以英国反对法国任何可能控制运河或在埃及占有统治性影响的企图，这一宗旨也成为英国对埃及政
策的基础，也导致英国追求购买苏伊士运河股权、打破法国垄断地位的政策。为此，英法埃及之争是英国在19世纪的国际争端中，最棘手、最持久的争端之一。
3.各国间的勾心斗角
19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俄国在土耳其咄咄逼人的扩张态势威胁到英国的近东利益，德国实力迅速发展直接威胁到欧洲均势，使英国政府意识到，英国必须设解决与法国的在埃及的争端，防止和限制俄国势力进步向印度逼近。为此，英国以“双重控制”作为英法埃及和解的诱饵，以“埃及共享”原则做出对法国实质性的让步。
当乌拉比引导的民族主义运动时，英法两国在埃及问题上勾心斗角，迟迟不能协调和达成共识，致使英国决定军事占领埃及，最终使对埃及政策与保卫英印帝国及其道路畅通的目标接轨。年，英国占领埃及，导致英法长期以来的对立和矛盾进一步被激化，致使英法两国组建的“自由同盟”破裂，曾一度到战争的边缘。同时，英国对埃及的占领也并未消除在近东威胁印度及其道路畅通的根源，反而拉开了列强瓜分非洲殖民属地的狂潮序幕，导致列强在北非、中近东地区更加激烈的角逐，使埃及和中东地区的局势更加动荡。
